“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在上周的业绩说明会上如此表示。这句话被外界解读为“富士康要跑了”的信号。随后，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科技集团发表声明称刘扬伟的话被过度解读了。

暂且不论刘扬伟的话是不是被过度解读了，事实上富士康的确正在尝试将更多的生产转移到东南亚和其他中国之外的地区。2019年6月，富士康公布的数据显示其在中国之外的产能占比为25%。如今仅仅过去一年时间，这个数字变成了30%。按照刘扬伟的说法，这个数字未来还会进一步扩大。

富士康不是要跑了，而是已经开始跑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中国内地设厂，中国给富士康提供了一步步发展壮大的机会和空间，而富士康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如今，富士康想离开中国，无论从共同利益还是情感上来讲，都让许多人难以接受。

但该发生的总会发生，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些事情无法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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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还是不跑，是富士康的自由

众所周知，富士康是做代加工生意的，苹果、戴尔、任天堂都是它的大客户。其中iPhone手机的组装订单有70%掌握在富士康手里，数以亿计的iPhone手机从富士康的流水线上走向世界各地的用户手中。

代加工本质上是一门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经营严重依赖于人工，富士康的员工数量最高的时候超过一百万人，主要的员工就是流水线的组装工人。近些年，由于富士康开始逐步采用工业机器人代替一部分人工，但它的员工数量仍然在几十万人。人力成本占了富士康经营成本的很大一部分比例。

富士康当初选择到中国内地设厂，看重的正是廉价的劳动力。任何生意的核心都是处理好利润和成本之间的关系。成本既包括经营成本和风险成本。对于富士康来说，中国的人力成本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加，而由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风险成本也在加大。这两项成本都在增加，那么利润就相应变小了。

作为一家企业，富士康需要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调整布局策略，生意在哪里做，工厂设在哪里，是包括富士康在内的所有在华企业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富士康跑或者不跑、往哪儿跑，都是无可厚非的。舆论不应该用道德标尺来衡量一家商业公司，只要经营合法合规，就没什么可指摘的。

富士康如果将产能外迁，成千上万的流水线工人无疑将受到直接影响，他们将不得不面对失去工作的风险，他们的家庭收入来源在一定时间内也将变得不稳定。因此富士康的出走让很多人难以接受，这让富士康背负了很多舆论指责。认为它在中国内地赚了钱，最后拍屁股走人了。

但若从营造健康成熟的投资环境的层面来看，“来去自由”是最基本的要求。富士康要走，谁也不能拦，谁也拦不住，决策权完全掌握在它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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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要跑，还真没那么容易

富士康要跑，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实。除了将产能向东南亚国家转移之外，此前富士康还在美国设立了一家工厂，但由于种种原因饱经波折几度陷入停滞。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富士康无法在美国招到大量熟练的产业工人，而且美国工人的工资远在中国之上。

当富士康处心积虑地在美国设厂时，其最大的客户苹果公司却在准备“逃离美国”。2019年6月，苹果出于制造成本的考虑，有意将美国本土仅有的一条生产线迁往中国时，受到了来自特朗普政府的巨大阻力。但这依然挡不住苹果出走的决心。

最新的报道显示，苹果正准备将部分产品装配线迁往越南，但在考察当地工厂的过程中，却发现工厂的部分设施无法达到苹果的要求，导致该工厂迟迟无法获批。

苹果在越南的遭遇很大程度上与富士康在东南亚国家的遭遇相似，目前在中国之外很难找到一家规模、设施、工人等各个方面都合适的工厂。富士康在将产能外迁时，首先要面临巨大的工厂建设成本、工人培养成本，流水线的良品率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达到要求，这将耗费巨大的人力和时间成本。

除此之外，富士康要走，它自己说了算，但从另一面来讲，它自己说了也不算。因为代加工产业牵扯到整个制造产业链，以iPhone为例，它所需要的零部件，目前仍然主要集中在中国工厂生产，而富士康只是负责将这些来自不同供应商的零部件组装到一起。如果富士康离开中国，而零部件供应商仍然在中国，那么它必然会增加额外的零件运输成本和关税成本。

像苹果一样，富士康对中国市场有着高度的依赖，这不仅仅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更是因为中国的智能手机产业链已经十分成熟，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牢牢捆绑在一起，形成高度的协同。如果富士康要走，那么一定是牵一发动全身。中国的客户、供应商、消费者像一块磁铁一样，将富士康牢牢吸附在身边。

富士康需要在上涨的成本与外迁的成本之间做出抉择，它需要寻求一种平衡，这决定了富士康的出走不会是一个激烈的过程，而是相对温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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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跑掉了，会导致什么后果？

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决定将产能逐步迁出中国，这件事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担忧是，会不会形成一种示范效应，导致更多外资工厂处于类似的考虑效仿跟进，从而导致大规模的外资撤离。

事实上，近年来由于中国人力成本增高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在华外资企业不得不关闭工厂以降低成本。三星迫于成本压力和经营困境，在过去的两年中接连关闭了天津、深圳、惠州工厂，正式停止在中国生产手机。日本企业奥林巴斯也相继关闭了中国的所有相机工厂，将产能转移至越南。

外商逃离中国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从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代工类低端制造业，到以三星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大量外资企业的撤离带走了税收、就业和市场，还有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亟需的技术。

富士康的出走会不会导致相关产业链供应商的效仿，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就像当年日企纷纷逃离欧美一样，在华外企向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商业规律。

富士康为利益而来，又逐利益而去，仅此而已。